一个烟鬼2008年上海的纠结:大前门还是红双喜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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阮小籍

《2008年的上海:大前门还是红双喜?》

1、

我是个烟鬼。

“鬼”是个很厉害的词汇,甲骨文里“鬼”字上面像一个可怕的脑袋,下面是个“人”字,意思是似人非人的怪物。“似人非人”这个解释很到位,凡能称得上“鬼”的,我们就不要用常人的眼光去看待了。

比如很喜欢一个人,洛阳话里就叫他“死鬼”,男女之间如果能够以“死鬼”称呼彼此,表示基本上就可以下手了。

比如嗜酒如命的人,叫“酒鬼”,真的搞不懂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烂醉如泥的男人,难道喝了酒就是李白了?

比如“烟鬼”,明明对身体百害而无一利,偏偏离不开香烟,难道男人抽烟就都能写出来一部《资本论》?

2008年的上海,我一天抽三包烟,那种两块钱一包的大前门,偶尔还抽七块的红双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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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曲沃路或者临汾路上很多的商店都卖大前门,我早晨从共富新村骑车到保德路的单位,边骑车子边抽烟,到单位门口,一包烟就抽去了五分之一,上午会在厕所里差不多有机会抽掉5之烟。

晌午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,我会一个人到保德路出口的三泉公园里瞎转。

好像是秋天,满园桂花的香味,我躺在桂花树下的躺椅上,静静的抽烟,二块钱的大前门仿佛烈酒一样,呛得我好一阵咳嗽。

离婚后,我一个人来了上海,儿子就由乡下老妈带着。二岁还是三岁,儿子在电话里问,回来给我带好东西。

儿子的话常常让我忍不住落泪,我发疯一样想念远在洛阳乡的儿子。

晌午的公园里偶尔有散步的老人,他们会诧异的看着我这个悄悄落泪的男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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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

那时候我一个月2000块,在宝山的共富新村租房是360,每天坐地铁一号线来回8块共240,剩余的1600要寄给老妈1000,留下600吃饭。

临汾路的菜市场有一种红烧狮子头的本帮菜,每每看到我都挪不动脚步,我想一定痛痛快快的吃一回,吃个饱。那时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上海好大,我好饿。

有一次下班经过通河九村,我看到一个小便利店的男人在烧饭,在米粥里加盐,再加切成小块的猪肉,最后是加入黄酒,那个男人吃的津津有味。

我恍然大悟,立马去家乐福买了10块钱的大肉,和大米、火锅底料简单搅拌,放入电饭煲……

哎呀,真的是好吃极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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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

贫归故里生无计,卧病他乡死亦难。

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尽头,我也不知道这辈子我究竟会在哪里落脚,看不到希望,看不到幸福,除了“熬”,我还是“熬”。

辣、呛、苦,我未必喜欢“大前门”香烟,有时也选择同等价位的“黄果树”。

不抽烟,何以熬?

上海本地人多抽7块的红双喜,那些小白领多抽14块的利群,我当时的目标是努力工作,力争红双喜,而后利群。

一个雨天,我骑单车去火车站接朋友,见到几个安徽女人在卖“大中华”,10块钱一条,我毫不犹豫买了一条,2块钱一包,就当是化了妆的大前门。

朋友是来上海经营钢制家具的,见我抽大中华,那表情,立马肃然起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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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

从联谊路到保德路,每天骑车子上班,每次下班经过蕴藻浜大桥,我总是在桥上驻足良久。共和新路上车流滚滚,形色匆匆,秋日的蕴藻浜河水却无语东流,波澜不惊,我有时会想——

我眼一闭,跳下去,会怎样?

埃斯库罗斯说,“苦难飘来飘去,会轮流落在大家的头上。”

这世上的事,无所谓公不公平,无所谓应不应该,当我们无力去改变的儿时候,除了“熬”,还是“熬”。

所谓的日子,所谓的夫妻,所谓的幸福,都不过是一个字——熬!

不熬,还能怎样?

苦难是熬走的,快乐是熬来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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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

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那段日子,多亏了大前门。

很怀念那种2块一包的大前门,如今已经很少见到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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阮小籍,居苏州,喜欢文字、紫砂、砚台、闲章这些朴素、自然的东西,作品见《散文》《读者》《芒种》等

一个烟鬼2008年上海的纠结:大前门还是红双喜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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